1946年，在平津战役中，解放军的对手是国民党中以善战闻名的傅作义。在夺取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后，傅作义得意地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讥讽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傅作义怎么也想不到，为他起草电文的秘书阎又文，却是一名中共党员！而且电文的起草还受到周恩来的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身边长期潜伏着一位共产党的“卧底”，决定了傅作义的胜利只能是昙花一现。

 

潜伏在傅作义身边

阎又文于1936年到傅作义的部队担任文书，后来，他以出众的才干受到傅作义的赏识，作了傅的私人秘书。

1938年，在傅作义部队工作的我党地下党员潘纪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和教育工作，将阎又文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特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的地下组织。由于当时情势危急，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做妥当的安排，与阎又文失去了联系。

1945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央决策机构需要了解傅作义军队的动向。中央社会部决定与阎又文重新建立联系，获取傅作义部队的军事情报。边区保安处派王玉设法寻找阎又文。

王玉到北平与阎又文接上了关系，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阎又文紧紧握住王玉的手说：“总算把你盼来了。”

 

蒋傅矛盾

抗日胜利后，傅作义已经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而阎又文既是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又是华北“剿总”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他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主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加，会后找机会把收集的情报送到王玉手中。

阎又文把傅作义在华北的军事部署、部队战斗力、将领的情况详细地向组织作了汇报，这些重要的情报对中央决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以后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阎又文对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与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傅作义只有积极反共，才能依靠蒋介石武装自己，巩固现有的地位；蒋介石只有借助傅的军事力量，才能在华北战场上和共产党军队对抗。他们以互相利用作为合作的基础。蒋介石对傅作义并不信任，一直派人监视傅作义，并千方百计要把军统和中统特务插入傅的各个要害部门，都遭傅的婉言拒绝。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也无可奈何，蒋傅之间矛盾不断加剧。王玉将阎又文提供的傅作义的思想和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向党中央及时作了汇报。

 

傅作义的退路

1948年10月，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命令王玉通知阎又文，设法搞到傅作义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和军事部署情况，并要求王玉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回来。李克农特别强调：这次任务重大，一定要想尽办法完成。

阎又文听了王玉传达的中央布置的艰巨任务，表示一定按时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一个星期后，阎又文收集到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部署等重要情报，向王玉作了汇报。他说：“傅作义现在正兵强马壮，他认为四野部队在1949年5月前不可能入关作战。因此，他正在调兵遣将，打算统帅60万人马，在京、津、塘地区和解放军部队一决胜负。打胜了，整个华北就是傅家天下；打败了，有两条退路：一是由塘沽从海上南下与蒋介石会合；二是退到绥远、后套一带，与宁夏的马家军会合，负隅顽抗。”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傅作义的人马除绥远外，尚有几十万收缩在北平。1月10日，阎又文接到中央社会部的指示，要其重点了解傅作义部队的动向。阎又文根据自己搜集和了解的情报，向王玉作了详细汇报。他说：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傅作义曾想带阎又文和一些高级将领乘飞机南逃，投靠蒋介石，但他却迟迟下不了决心。

阎又文力劝傅作义与中共合作：“南逃投靠蒋介石绝非上策，蒋介石的为人你是最清楚的，我们不是蒋的嫡系，现在将整个华北丢掉了，见了老蒋，他是不会放过你的。”傅作义考虑向西退到绥远、后套，与宁夏马家军会合，与人民解放军对抗。阎提醒他： “整个北平现在被共军百万大军包围得水泄不 通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傅作义还想以北平为据点，以城内数十万军队继续顽抗，阎对傅说：“如果这样做，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这样不但会遭国人唾骂，您自己也将粉身碎骨。”听到这里，傅作义不高兴地说：“我怎么能败在这些青年娃娃（指聂荣臻和林彪）的手下呢？”阎说：“现在只有与共产党谈判这条路可走了。”

 

说服傅作义放下武器

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在许可的范围内做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对傅作义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也发表了约法八章。阎又文将文章送给傅作义，傅已无心阅读。阎又文就一面念文章，一面做讲解，对傅施加影响。傅作义不时喃喃地说：“我死也不能败在他们这些娃娃的手下。”阎耐心地劝说：“连委员长都败在毛泽东手下了，我们又何必计较这些呢？”傅看了阎又文一眼，不做声了。

此后，阎又文每天都向王玉汇报傅作义的动态，有时当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汇报，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党组织就知道了。这些情况都及时写成电文，直接报告中央社会部，由中央转给前线总指挥部。这对中央及时了解傅作义的动向十分重要，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等前线指挥员的表扬。

阎又文长期在傅作义身边工作，对傅作义这样一位在抗日战争中有重要贡献的将军是很尊重的。他从内心希望傅能脱离蒋介石反动阵营，走上起义的道路，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于是，他主动找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王克俊相商，让他出面向傅建议委派由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为首，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和谈代表团，出城与解放军谈判，进一步确认共产党对傅作义的态度。

傅作义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接受了王克俊的建议，1949年1月，以邓宝珊为团长，何思源、阎又文等人为成员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出城与叶剑英进行谈判。阎又文遵照傅作义的嘱托，对谈判内容作了详细记录。回城后，阎又文把叶的谈话记录给傅作义看，傅阅后沉思良久，说道：“看起来，事到如今，也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经过多次和平谈判，我党和傅作义最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并避免了战火的破坏。

北平和平解放后，根据中央社会部的指示，阎又文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工作，先后为华北“剿总”所属 25个师的改编、和平解放绥远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丛林安轩，原载于《保密工作》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