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上半年的四渡赤水战役是惊心动魄的运动战。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10倍于己敌人的围追堵截，靠的是什么？除了必须承认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保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秘的军委二局

1939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谈起长征，他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毛泽东说的“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一个极重要的单位，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在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的领导下，凭着小功率电台收报机，在长征中24小时不间断收听各路国民党军队的电报，成功破译了敌人千变万化的密码860多种，摸清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仅是红军征途中的“灯笼”，还是红军领导人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着敌人的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严密地监控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只不过为了保密，只有极少数领导才能了解情报内容。

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7日，龙云发出“作战方略”电令：以川军主力固守古蔺、叙永等县及长江沿岸，防堵红军北渡；以川军三个旅向安边、屏山一带布防，两个旅向滩头、普耳渡、盐津地区布防，分别依托金沙江、横江防堵红军西渡；以黔军一部固守土城、赤水地区，防堵红军东进。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红军对龙云的绝密计划不可能未卜先知，但这针锋相对的措施却清楚地表明红军已经完全掌握了龙云刚下达的“作战方略”。2月11日，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回师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将10倍于己的敌人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争取了作战的主动权。

二渡赤水后，毛泽东就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为了加强电台保密，二局副局长郭化若制定了许多具体纪律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秘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的意见，命令电台的电键交给自己的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保证了红军的军事秘密万无一失。

红军攻打遵义城时，国民党薛岳手下吴奇伟率部赶到遵义附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二局及时侦听到吴奇伟的军事部署以及其设在忠庄铺指挥部的具体位置。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经过研究后认为，吴奇伟两个师属孤军深入，决定围歼，命红一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首先打乱敌人的指挥。随即，红一、红三军团发起进攻。国民党溃不成军，吴奇伟仅率一个团的残部狼狈逃出红军包围圈。

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古蔺后，截获了蒋介石将在3月16日于古蔺地区“聚歼”红军的电报。毛泽东认为，要进一步摆脱敌人的围攻，只有再绕大圈子，借道云南，渡过金沙江，才能跳出包围。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红军趁敌重兵被甩在川南，贵阳兵力空虚之际，决定南渡乌江。3月30日晚，风雨大作，正在渡江的红军发现，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在离红军主力很近的地方。深夜，江边的红军总指挥部内灯火长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人聚在一起。正当大家苦于无法摆脱当前险境时，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利用我掌握的敌人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毛泽东、周恩来等当即同意。假电报发出后，敌军果然异动。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3月31日午后全部顺利渡过乌江。

渡过乌江后，毛泽东再次把“调出滇军”的意图隐蔽起来，分兵作东进湖南的姿态，主力则进逼贵阳，并且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出境“护驾”。而红军却在贵阳城郊突然转向西南前进，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穿出包围圈，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南下，然后向西疾进，长驱直入云南，震动云南全境，令蒋介石再一次扼腕长叹。时任红军总部作战局局长的叶剑英曾说：“在龙里、贵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红军的朋友会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之所以敢在云贵川境内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把一切追踪之敌远远甩在后面，有两个关键因素：除了能够掌握国民党军队视为最高机密的通讯情报外，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也功不可没。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中央纵队一部经印合山到达镇龙山。军委先遣工作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刘晓接见了地下党员丁伯夫、邓叔明、唐运森等人，对他们说：“中央红军要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新根据地，需要地方组织配合发动群众，做好地方工作，发展党团组织，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组织武装起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立即指定由丁伯夫负责领导当地工作，并表示今后由代号叫“巴东”的部队同他们取得联系。

会见后，地下组织遵照刘晓的指示，在群众中组织了“红军朋友会”，积极协助红军，当向导、打土豪、筹办粮草；还动员一批贫苦农民和妇女负责掩护和照料红军伤病员，选定偏僻房屋作为隐蔽疗伤点。通过“红军朋友会”的广泛宣传，加之红军军纪严明，所到之处都让穷苦百姓感到与国民党军队的天壤之别。

3月10日晚，中央军委在贵州境内的苟坝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不顾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坚决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因此他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不过，还没超过24小时，他又官复原职了。原因是毛泽东半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请他把进攻命令暂停，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并于11日一早开会说服了大家。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此后的情报表明敌人已经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就等红军往里钻。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毛泽东为什么会不顾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固执己见呢？他为什么能察觉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事实是，在召开苟坝会议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同志”。他们是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任总务科长的卢志英、平正的阴阳先生山登铭、平家寨的仡佬族人芶敖德等，为了保密，当时毛泽东告诉大家谈的是“根据地建设”。

红军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古蔺，古蔺地下党在石宝与代号叫“巴东”的部队秘密取得联系。他们组织了数以百计的进步青年群众，提前秘密安排在红军进攻路线的不同地方。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他们大造声势，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前面打死好多人哦”，导致国民党军误认为红军主力打过来了，只顾盲目逃窜，成功配合中央红军迷惑敌人，保证了四渡赤水计划的成功。

四渡赤水与古蔺

四川泸州古蔺县是红军长征转战时间最长和转战地域最广的县，在此留下很多遗存。

20世纪50年代，古蔺县革命史事调查工作组在太平渡开展调查工作时，当地群众纷纷反映：“红军来太平渡期间，李家大院后面的房子上竖有好多根竹竿，竹竿上还有铁丝嘞。” 70年代，毛泽东四渡赤水期间的警卫员陈昌奉来到太平渡，证实了那就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总司令部设立的机要室，该机要室于1976年开放参观，现在仍保存完好。像太平渡这样的红军机要室旧址，鱼化红军村也有。太平渡还现存有红军地下党支部活动旧址，二郎红军街有红三、红五军团作战通讯部旧址，双沙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有机要侦听室旧址，龙山有“红军朋友会”旧址和地下党支部活动旧址。这些宝贵的遗存佐证了保密工作在四渡赤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的展陈文物中，“红军无线电绝缘板”“红军复写骨笔”、朱德1935年3月20日15时发布的“关于一军团派先遣部队控制太平渡淋滩的指示”、中央军委1935年3月20日17时发布的“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等都涉及保密工作。其中还有一本十分珍贵的《绝密号谱》，这是一本五线谱号码本，是原红军司号长谢金成保存下来的。当时军委专门为号谱设有保密誓词：“失命不失谱、失谱必失命。”红军四渡赤水时，司号长谢金成负伤掉队，《绝密号谱》来不及交给上级，就秘密保存下来，直到建国后主动献出。由此可见，在特殊时期，红军把保密工作提到了比生命还重要的高度。

（作者单位：四川省古蔺县保密局，原载于《保密工作》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