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面临无数选择，而信仰的选择则需要一生去坚守。在生死之间，出身豪门的刘国鋕没有选择“似锦”的前程，而是坚守自己的政治抉择，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刘国鋕1921年出生于四川泸州，父亲曾任泸州济和发电厂董事长，家里有11个子女，刘国鋕是备受娇宠的“幺儿”。当时，他家不但财产丰厚，而且持有发电厂的股份，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豪门大户。

1940年，刘国鋕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就是在这里，他作出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摆在他的面前。1944年，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农村开展工作，而此时家人却给他谋了一个“美差”——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当研究员。他拒绝了家人的好意，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只身一人到云南陆良，在一所县中学教学，以数学教师身份协助当地省委开展游击队的筹建工作。

直到1947年，刘国鋕才受组织调遣回到重庆，担任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负责重庆大学地下党组织联络宣传工作，公开的身份则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

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像刘国鋕这样出身豪门望族的公子哥儿，骨子里是不可能相信共产革命这一套的，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只要政府稍加规劝，一定能“浪子回头”。

然而，结果却让徐远举大失所望。审讯时，徐远举问：“你家里面有钱有势，有吃有喝，你革谁的命，造谁的反，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切做法都是跟家里人过不去？”刘国鋕没有回答。无论徐远举如何威逼利诱，刘国鋕都丝毫不为所动。徐远举恼羞成怒，对他施以酷刑，并将其投入监狱。

刘国鋕被捕后，家人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向军统施压，要求放人。时任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官员打电话、送信函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鋕“网开一面”“个案处理”；刘国鋕的一位宗亲哥哥、四川省经济交通厅厅长刘航琛，也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

最终，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赶回，不惜花重金贿赂徐远举。徐远举同意放人，但提出“必须在报上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刘国鋕得知徐远举的条件后，坚决拒绝，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8月，刘家再一次营救刘国鋕。这一次，刘国琪送给徐远举一张空白支票。他对徐远举说，要多少就填多少，刘家只有一个要求，降低条件放人。徐远举提出必须写悔过书。刘国琪考虑到弟弟的倔强性格，同意代写悔过书，让弟弟签字，徐远举这才答应。

兄弟俩见面后，热泪盈眶。但听了释放条件后，刘国鋕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字我不能签，要释放只能是无条件的。”刘国琪听后苦苦哀求：“你就签个字吧，何必这么认真呢？签个字出来，我立刻把你带到香港，再送到美国……”

刘国鋕对哥哥说：“我死了，有党在，等于我还活着；背叛了党，我就算活着，也等于死了。”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当刽子手提押刘国鋕的时候，他正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刽子手冲进去将他推出牢房，押往松林坡刑场。途中，刘国鋕高声朗诵在牢房里未写完的诗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就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的呐喊。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答案只有一个：信仰。

（撰稿：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