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的铁路穿过高山和沟壑，带着我们驶向革命圣地延安。

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及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是现存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完整的。而战时军事行动与隐蔽战线工作的一体化，使延安的445处革命遗址中满是保密往事。

窑洞里的保密思想

毛泽东曾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故地相距不过数公里，除少量集体办公用房和一座礼堂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土窑洞。而窑洞中除了炕，大多只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有的壁上挖出一个小凹槽，那就是干部、战士们的“书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这里呱呱坠地，并且生发了囊括防间反特、秘密交通、电台工作、地下工作等重要内容的战时保密思想，确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初到陕北时，中日战事、国共矛盾一触即发，红军却人数锐减，成了“皮包骨”。敌强我弱，我党我军各条隐蔽战线不得不加速发展，文档、机要、交通、政保、情报、统战等多方面的保密问题成了党中央领导人关注的大事、要事。

据查，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在这一时期就保密工作作出专门论述，但多次对其进行部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保密工作题写了“保守机密，慎之又慎”8个字。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强调，要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指出没有秘密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就失了灵魂。

无独有偶。作为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刘少奇也十分重视科学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问题。到华北后，他撰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30余篇系列文章，并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先后对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特点、任务、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进行论述，丰富了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理论内涵。

而周恩来则更具体地指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者开展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比如，他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对白区工作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对机要工作提出了“必须干部与技术结合”的要求，等等。

基于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这一时期保密工作的制度发展也令人瞩目。翻开这段档案，党中央每年、甚至每几个月，就要研究出台关于保密的具体规定，各军也纷纷制定了自己的保密章程，内容之细致、周全都是从前未有的。

防间锄奸

陕甘宁根据地从建立的那天起，就是敌人的“眼中钉”，饱受滋扰。一方面，日本为了配合对华军事侵略，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特务机构，更在山西组建特工培训点，时常派人到延安及陕甘边区潜伏，进行窃密、暗杀和投毒活动。仅在1939年至1941年间，延安保卫机关便侦破日军特务间谍案73起。另一方面，国民党假借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之名，挑选精兵强将潜伏入延，试图搜集我高层秘密情报，中央军委二局、延安联防司令部、边区保卫处、中共陕西省委、抗大等都有他们的踪影。胡士渊特务小组甚至将电台隐蔽在了中央军委二局，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与军统机构拍发情报。一时间，延安谍影幢幢，记者、商人、僧侣、乞丐、教师、“进步青年”，都成了他们的伪装。

为了反击日军和国民党的渗透、破坏和窃密，中央在党政军内部开展了防间反奸和保密教育活动，并于1939年成立了反特工作领导机构——社会部，制定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等一系列章程，反复强调干部审查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更提出既要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要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

《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连续刊登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方法及保守秘密的注意事项等，宣教力度空前加大。同时，延安及周边的保卫工作也更加严密，可谓“全民皆兵”。

据介绍，锄奸工作最严的时候，进入延安必须有手信或者路条。村口边、小路上，到处都是放哨的老人、妇女特别是儿童。史料记载，这里的儿童经常帮助边区自卫军监视敌人，严查过往行人的通行证明，如果发现可疑之人，便立刻按照少先队的纪律处罚或者向自卫军报告。到了晚上，军民联合挨家挨户地清查人口，盘问登记，铺网之严，使敌人闻风丧胆。

而在处置特务间谍的司法程序方面，党中央提倡感化劝导，禁止“逼、供、信”，政策比较宽厚。因此，大部分特务间谍在经过教育后被改造成了抗日人员，成为党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声泪俱下地公开忏悔，情理兼备地说服了多人自首。

秘密交通

深夏时节，洛川山清水秀，苹果、大枣等果实缀满枝头，丰收的景象尽在眼底。然而80多年前，这里的荒凉贫瘠却如同噩梦。干部和战士们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点的是小油灯，面对的是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了消除物资困难，党中央厉行节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过，我们向苏联争取的一大批军用物资，包括5万支步枪、数百挺轻重机枪、几十门大炮等，却因交通线中断而始终没能运至边区。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更迫切地需要与各根据地及国统区、沦陷区沟通联系，尽快恢复重建党内秘密交通成了当务之急。

1940年6月，中央交通局恢复，为了保守秘密，便对外称为“中央农委”。这一时期的中央交通局在工作职责上更加明确，就是直接服务于党的中央机关，保证党中央与各根据地、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络畅通；在工作任务上更加集中，主要担负重要秘密文件传递、干部护送和物资运输工作；在机构设置上，不再分内线交通和外线交通，而是分国际交通和国内交通。

为了保证中央干线畅通安全，当时的交通局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比如规定中央交通干线为秘密交通线，交通员必须以各种形式进行掩护，等等。交通员除了化装成各种身份的群众外，有时候还要扮成敌伪人员，因此平时的工作也包括搜集敌伪人员身份证件及衣物等，随时准备“隐形”。 

“延安流传的秘密交通故事特别多。”当地党史工作者成云说。而延安老乡最津津乐道的，就要数七大代表“小长征”的故事。

受战局、党内外关系的各种影响，中共七大的筹备历时多年。当最终决定召开时，各地代表如何通过沦陷区和国统区到达会议地点又成了棘手难题。为此，党中央多次致电各地党委、军区，要求搭建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网。七大的筹备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大家的身份和行程都严格保密：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有的化装成农民、乞丐。而代表们抵延的路途更是险象环生、艰苦卓绝，他们中有的是经国外辗转而来的，有的是被敌区爱国势力护送而来的，还有的是靠着一双脚底板徒步一年多走来的。 

红色电波

从延安市区北去不远，是以隆隆腰鼓扬名的安塞。革命烽火中，这里曾有另一群“好后生”，用电波做槌、时间做鼓，开辟了无形的“空中战场”，在隐蔽战线的新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党中央主动转战陕北与敌周旋。国民党妄图摧毁我首脑机关和所在地区，竟然网罗到一批外国专家，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不断侦察我党我军电台方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周恩来、任弼时、王铮等发现情况有异后，立即对该设备展开调查研究，摸清了它的特性，随后制定了新的密码方针和通信联络方案、保密制度，利用敌人迷信无线电测向的心理，把各军司令部原有的大电台都移开，改用敌人无法侦测的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此外，他们还在相距60华里的地方设立两架电台交替发报，将计就计，把敌人骗得团团转。

与此同时，我方无线电技侦的攻势也逐渐摆开。党中央全面铺开了情报网，重点加强对国民党重要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尤其注意整合战略情况。各军的情报分支机构，每隔三五天便向总部汇报一次收获，前线部队也将缴获的敌方先进设备、电台人员等都送到中央后委，以供集中研究。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利用他们送来的这些设备，我党我军很快就发展起自己的测向技术等，并且创造性地构建起无线电通信联络网，继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添了一大把柴。

燎原之火

“党中央虽在延安，党领导的地下党员却遍布全国。最终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的！”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得到了一些从前未曾注意的线索。

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内争取力量、静待时机，是延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方向。在这个过程中，熊向晖、沈安娜、阎又文等一批英雄人物源源不断地为党中央输送情报，但还有更多的无名地下党员，通过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建立了反侵略、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战线，在漫漫长夜中引领人民迎接曙光。

1937年，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里特别提到，要采取“灰色”的办法，根据具体情况把党组织隐蔽在群众和群众工作之中。按照这一原则，党中央重新划定了相关保密工作，规定军队中的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中的“党团”都是保密的，各地党员的数目也是保密的。以延安为中心，全国的地下党员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半秘密的方式在各种工人运动、爱国运动中汇聚民心。 

为更好地进行统战，党中央还在全国开展起地下宣传活动。1939年，党中央建立发行部，正式在敌占大城市中秘密发行《解放》《中国文化》等党中央出版物和其他机关出版物及宣传品。谨慎起见，这些发行人员、巡视人员都是由各党支部挑选的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共产党员，散发的读物也常用老寿星图样或课本封皮包裹，进行化名。据说，这个时期党的一份揭露日军凶残行径的画报，曾因激发了广大爱国群众抗日救国的强烈斗志而引得日军恐慌，可见党的地下宣传工作成效显著。

星星之火终燎原。如今，战火纷飞的年代早已过去，但延安13年留下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仍然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