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宫红场、彭湃故居、百庆楼、马克思街、列宁街、被服厂旧址、兵工厂旧址……走进粤东革命老区，强烈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

红色是火的颜色，那是“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烧掉自家田契的星星之火；红色是血的颜色，那是粤东革命烈士用鲜血浇灌的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

农运烈火

很多人知道苏联有“红场”，殊不知，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也有个“红场”，即红宫红场，我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这里诞生，因此，海丰也被誉为“小莫斯科”。

“红宫红场外观一开始并不是红色的。”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罗晓梅介绍，红宫原为始建于明代的“孔庙”（又称“海丰学宫”），红场原为“东仓埔”（明清用作粮仓）。1927年11月，海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被刷成红色，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并贴上标语。这次大会决定将学宫改称为红宫，而红场的兴建是仿效莫斯科红场。

走进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见到大量彭湃领导农民运动时期的文献、旗帜和武器等珍贵文物，仿佛看到了当年席卷粤东的农运烈火。

罗晓梅指着一件件文物，向记者讲述：1896年，彭湃出生于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彭湃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受母亲和小学老师的影响，彭湃很早就同情农民和贫苦大众。为寻求真理，他东渡日本求学，并于1918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求学过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于政治经济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一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日本译文，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随后便一发不可收。

留学回国后，彭湃先在家乡当了很短时间的教育局局长。刚上任不久，他就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他组织县城学生高举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这让海丰的官绅们大为惊骇，很快，他被罢官。

彭湃丢官后，把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农村，“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初到农村，彭湃穿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来收租讨账，躲着他。后来他换上农装，戴上竹笠，光着脚板走到田间地头考察农民生活，用通俗的语言与农民交谈，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纪念馆内，一台早已锈蚀的留声机引起记者注意。据介绍，彭湃就是用这台留声机放音乐吸引周边农民，并通过演讲来唤醒农民的觉悟。

此时的彭湃坚定地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国民革命运动首先应是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彭湃将革命理想投入实践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由有产者变成无产者。家中兄弟分家产后，彭湃把自己分得的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将田契全部当众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彭湃的这一举动，震惊了所有人。家人称他为“败家子”，地主豪绅都认为他疯了。不过，农民开始与彭湃接近了。1922年7月，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秘密成立广东省第一个农会组织——六人农会。六人农会的成立，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篇章。10月，赤山约农会成立，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踊跃加入农会。

在红宫红场内，罗晓梅指着一栋红色的平民医院旧址向记者讲述：彭湃领导农会，从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入手，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让农民不受地主的骗。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

海丰农民运动迅速影响周边邻县，全省各地纷纷建立农会。1923年5月，彭湃决定团结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民，改组成立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称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长。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海陆丰人民在彭湃的领导下举行3次武装起义，并在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红二师的配合下，最终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一时间，海陆丰成了无数革命者心驰神往之地。

血染中洞

为使海陆丰兴起的农民运动迅速向惠阳、紫金方向发展，彭湃曾专程步行来到高潭镇，住在黄沙乡黄星南家里，开始秘密筹备和建立高潭农民协会。很多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很快，农运烈火以燎原之势，燃遍高潭，蔓延周边。

高潭位于惠阳县东部山区（今属惠东县），是海（丰）陆（丰）惠（东）紫（金）五（华）5县边区的中心地带。其中，中洞村位于莲花山深处，山高林密，谷深洞多，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1925年，中共高潭特别支部秘密成立，黄星南等7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高潭人民的革命斗争就直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1927年5月，东江第一次武装起义后，在彭湃把中洞建设成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海陆惠紫4县工农武装先后秘密转移到中洞，开展武装割据的前期准备工作。同年8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先后秘密转移到中洞，领导海陆惠紫各县的革命斗争。

1927年10月，经过两个多月长途行军的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进入中洞，在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简称红二师），师部设在中洞百庆楼。当时的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亦在百庆楼办公。“中洞改编”后，这里一时成为东江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以及东江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因此这里又有“东江红都”之称。

红二师成立后，东江土地革命斗争迅猛向前。如今在中洞，依然可以看到我军历史上最早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俱乐部和印刷厂等革命旧址。“中洞改编”后，每人配发新军装，把从南昌起义时所穿的国民革命军旧军服全数焚毁；青天白日旗，换成斧头镰刀为标志的红旗，军容军貌焕然一新。

1927年10月底，东江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红二师和农民武装秘密从中洞出发，收复海陆丰各乡镇及惠阳、紫金部分地区。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决定把高潭的老街和新街分别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以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堪称高潭独一无二的“红色印记”。

“然而，迎接红色政权的，并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还有国民党的多次重兵‘围剿’。1928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海陆丰根据地，红军和农民武装进行了悲壮的中洞保卫战，革命力量严重受损，革命进入低潮。据党史资料统计，从1928年到1933年，高潭全区惨遭敌人杀戮的有2868人，绝户412户。其中，中洞村惨遭敌人杀戮的就有700多人，绝户160多户。”惠东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赖晓东说。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中，高潭涌现出一大批不怕牺牲、严守秘密的典型。戴焕其，高潭中洞村人，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当时中洞村的土地95%为地主占有，戴家占40%。1926年，戴焕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家的百庆楼、百祥楼就成了党的办公场所。1927年11月，效仿彭湃，戴焕其把家中所有的田契、借据当众烧毁，有力推动了高潭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1928年3月，国民党重兵围攻中洞，在我军撤退时，戴焕其因埋藏重要文件和贵重物资走在最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而最让人赞叹不已的是3位革命母亲的故事。江丙，为保护在家养伤的党的干部，面对敌人的搜捕，故意让儿子朱潭贵往山里跑引开敌人。后来，儿子不幸被敌人抓住杀害。吴嫂，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和几个红军战士及十多个赤卫队员躲在山洞里，不满3岁的儿子突然大哭，她急忙用手捂住儿子的嘴。结果，敌人折腾一会儿离开了，但孩子却断了气。陈二，在一次带领儿子张娘先下山途中被捕。敌人拷打逼问他们山上红军和群众隐藏的地方，并威胁打死她的儿子，为了不暴露大家，她一句都不说。后来，残忍的敌人打死了她的儿子，当面割下儿子的头颅，强迫她用衣衫包着押往高潭，但她始终没有屈服……

“在中洞，像这样失去亲人后继续与敌人顽强斗争的还有很多，几乎家家都有一部悲壮的革命斗争史。高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忠诚如铁、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高潭革命精神，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革命老区人民及慕名而来的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赖晓东说。

 

记者手记：信仰的力量

在彭湃烈士铜像前，我久久肃立。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家有良田万顷的富家子弟、日本名校留学归来的书生义无反顾地背叛豪门，走上革命道路？答案只有一个，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西方学者曾经说过：“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信仰，是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是用忠诚乃至生命践行的铮铮誓言。信仰是人生的动力，给人以前行的力量；信仰纯洁，就有了一心为民的浩然正气；信仰坚定，就有了百折不挠的不懈斗志。

因为有信仰，彭湃为了唤醒农民，在父老乡亲面前，一把火烧掉了自己名下的巨额地契，还地于民，旷古未闻。因为有信仰，彭湃脱下西装革履，换上草鞋布衣，只身一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农民一起蹲在鸡笼旁吃农民吃的粗菜汤饭，真诚地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利益。因为有信仰，彭湃高喊着共产主义必胜的口号慷慨走向刑场，是那样的从容淡定。

山无脊梁会塌，人无脊梁会垮。信仰是一个人的脊梁，是一名共产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篮球比分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每个时代的共产党人都要有肩负时代使命的责任担当。无论时势如何变迁，信仰永远是共产党人汲取力量、砥砺前行的不竭源泉。今天，我们纪念彭湃，就要学习他对初心的坚守、对信仰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崇高信仰融于血脉灵魂，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