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和保密工作者，笔者于近日阅读了一系列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励志、献身科研的传记，特别是在学习钱学森的事迹中发现，他不仅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了不朽功勋，在落实保密制度上更是身体力行。重新温习钱学森的一件件保密“小事”，我深深感到他的保密精神和保密观念展现在时时刻刻的工作与生活中，体现在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与科学预见上。

以身作则、亲力亲为

成就钱学森的保密实践

钱学森一生从事涉密工作，作为国防科技的带头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保密制度。他曾说：“从事导弹事业的工作者，要有毕生为国家献身的精神，要有做一辈子无名英雄的信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躬身履行保密。钱学森归国后，给在美国的郭永怀写信，委托好友Frank Marble为自己购买科技书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避免给好友带来麻烦，他在信中用“大理石”（Marble的中译文）来代替好友的名字。当他受命从事火箭和导弹技术研究后，他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行踪去向严格保密，出差时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干了什么。有一次，他的夫人蒋英甚至一连月余都没有丈夫的音讯，只能找到他的工作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询问下落。作为我国科技界的泰斗，无论身处领导岗位，还是担任高级顾问，每当有部门向钱学森征求科技发展意见时，他总是在完成后将征求意见稿退回原单位，从不保留。当同志们要发表他的书信时，他更是对所有的稿件亲自进行保密审查，并仔细修改。他一生对保密工作没有豪言壮语，却一直默默地忠实履行。

——巧妙回避索密。钱学森作为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头人，知密甚多。在工作中，免不了有好友向他提出借阅文件的要求，他总能巧妙地加以回绝，既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又不伤及友情。他曾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事过30年后，在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时，一位好友向他提出借阅该《意见》，他回信道：“我处无副本，我估计在国防科工委档案库中，找起来也不会容易。”另一位好友向他索取我国科技发展规划文件时，他回复说，我已将你的要求转至科协办公厅，请他们按程序办。身处领导岗位的他，向好友提供一份文件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让他违反保密制度却难于登天。

——时刻要求保密。钱学森不但自己严格遵守保密制度，还时刻不忘提醒和要求战友、同事严守保密纪律。他作涉密报告或内部发言时，总是提醒大家：未经组织批准，不要对外宣传；和同事讨论新技术时，他也时刻提醒不要对外透露；当同事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征求意见时，他在提出技术意见的同时也会对是否涉密提出建议。一次，某军事专家就自己的一篇关于国家战略的文章向他征求意见时，钱学森明确指出，国家战略问题是国际上十分瞩目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公开发表的文章必须严格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和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口径讲，并且强调“我3月18日给您的信只是供您参考，完全是内部材料，决不能在公开刊物或报章上发表，您的公开发表文章也千万不要引用这封信中的话”。他这种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仅展现了他的学术造诣，更体现了他对保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钱学森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保密实践启示我们：保密工作要求真务实，努力形成“我的保密我负责，他人保密我有责，单位保密我尽责”的良好氛围。

科学判断、把握趋势

展示钱学森的保密预见

钱学森总是能妥善处理保密与工作的关系，既维护了国家秘密安全，又推动了各项事业发展。他还以自己的敏锐眼光，洞察世界技术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了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辩证地看待保密。钱学森重视保密，但又不“迷信”保密。在我国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对发展无线还是有线通信技术存在分歧，支持发展有线的最主要原因是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是军事技术一项根本的要求。而钱学森认为，有线通信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形式多种多样和灵活反应的要求，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通信比有线通信具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保密问题完全可以设法通过其他办法求得适当解决。实践证明，他的这一论断不仅推动了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从而推动了保密技术的发展。

——科学地对待保密。作为一名科学家，钱学森总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保密。在我国拍摄《载人航天》纪录片时，编辑人员问他如何把握有关火箭的保密尺度。他回答说：“关键看你是不是泄露要害。如果拍火箭，一个圆筒子，朝上跑，那有什么可保密？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嘛！现在你们别多想这些保密问题，多想了，会束缚思想。思想束缚了，什么都不敢动了。”在审查该纪录片时，他则非常仔细，尤其是涉及保密的问题。针对影片中出现的火箭尾部喷火近景，他指出，那个近景一定要剪短，火箭尾部的喷射口刚一露出，马上跳到远景。他说：“那个近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泄密就会泄在近景上。”钱学森这种对待保密工作的科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创新地预见保密。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预见，不但体现在国防科技上，在保密技术上也有体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脑病毒刚一出现，他就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应组织专家研究，把防毒治毒的应对措施事先构筑在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建立信息系统网络时，他又指出，一定要对坏人、不法分子有防范，决不能没有对付他们的措施，并提出将通信保密用的密码学运用于网络信息安全；90年代末期，我军加强信息化建设时，他再次指出，面对现代条件下的信息战，我们既要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又要使外面不好的东西进不来、我们的机密不被搞走，这是个大问题，军队要考虑。钱学森的这些准确判断，为保密工作拓展新领域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各种窃密技术不断出现，信息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学习钱学森，就要像他那样，具有发展的观点、科学的理念和前瞻的眼光，将保密精神贯穿到工作始终。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