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集团展开的一场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总决战。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我军通过出色的保密工作，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较量中牢牢占据了主动权，不仅保障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便捷畅通的指挥，还通过侦听破译获取了敌军大量情报，在我军通信保密史上谱写了一段传奇。

机要电讯保密成为重中之重

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各解放区在地理位置上尚未连成一片，无线电通信成为党中央与各解放区、各部队进行通信联络的最重要手段。据统计，仅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在1946年就收到各地方、各部队拍发来的电报16万余份。为了保障党中央的顺畅指挥，从中央军委到旅以上野战部队，相继建立健全了机要电讯机构。中央军委有三局（通信局），野战军和大军区有机要处、通讯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有机要科、机要室、机要股、通讯大队和电台队等，构成了强有力的机要电讯网。这个电讯网的形成，使联系更方便、指挥更畅通，对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通信手段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空中无线电波容易被敌人侦收、破译。因此，无线电通信的安全保密便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半年多的作战，人民解放军依托内线取得多场歼灭战的胜利，战斗力明显提高。国民党军在检讨军事失败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其不了解我军情况，因此，敌人开始加强情报侦察工作，特别是侧重于侦测空中的无线电波。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对我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妄图集中重兵以消灭我军主力和“捕捉中共首脑”。敌人利用接收日军和得到美军援助的无线电测向机，千方百计对我加强侦测，以判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指挥机关的位置与行踪，用来引导空军飞机轰炸，指引地面部队追剿，对我威胁很大。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依靠优势兵力占领延安后，却找不到我军主力和中共中央的去向，又得不到陕北群众的支持，只能依靠测向工作。敌人在西安设立测向第二工作队，下辖延安、太原、郑州、清涧4个分台，以测定我之位置。这些测向台每天上午8点和晚上11点两次向胡宗南汇报获得的情报，作为其指挥决策的重要依据。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子洲县马蹄沟村的第二天下午，领导同志正在开会，突然敌机来袭，往村子里投弹轰炸，弹着点落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住处和电台大院内，炸断了电台天线。不久，我军在清涧战斗中俘虏了敌人的测向台台长，据其交代，我军第3纵队由晋绥到陕北作战以来，每天的行军路线、所到的具体位置均被敌测获。而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遭到空袭，也是因为敌测向台发现马蹄沟一带电台活动频繁，判断是我高级指挥机关驻地，便派飞机轰炸。同时，我华东野战军总部电台曾被敌侦测判定，指挥机关屡遭敌机轰炸。我党在北平一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

此外，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也存在一些疏漏。部分人员主观思想上缺乏保密意识，对敌麻痹。个别机要电讯人员违反工作纪律，利用电台随意进行谈话，使用明码联络，暴露了我军电台所属关系、位置，使我军的密码安全受到威胁。1947年9月颁发的《中央军委关于情报保密办法的几项补充规定》曾指出：国民党军方已经得到了我方电讯工作的秘密情报，比如电台的工作格式、密钥的使用和变化、电台的联络用语、领导人在电报上署名的特点等等。敌人还将这些情况印成小册子发至各战区，作为侦收破译我方电报、窃取机密和探察我方军事动向的参考材料。在看不见的无形战场上，国共双方无线电通信斗争已全面展开。

党中央统筹整顿电讯工作秩序

针对国民党军加紧侦测我电台位置、威胁我首脑机关的新情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调整党和军队保密工作重点，先后于1947年7月和10月组织召开两次通信保密工作会议，查找问题隐患，研究加强电台保密措施，整顿通信工作纪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我军的通信保密工作很快得到加强，迅速扭转了局部的被动。

一是召开小河机要电台保密工作会议。1947年7月24日至2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集军委作战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局等单位的领导人，包括王诤、童小鹏、罗青长、吴冷西、范长江等同志，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机要电台保密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通信工作与机要工作管理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电台保密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电报等级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善中央与各地电台联络的指示》等4份文件，对密码的改进、机要人员的配备及培养、电报的使用及保密管理等作出了系统明确的规定。周恩来、任弼时还指示将会议内容整理成纪要。这是继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内连发4份关于整顿通信机要工作的文件后，又一次在一天之内连发4份关于通信保密方面的文件，可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7年9月，为贯彻小河会议精神，军委三局指导各战略区的通信部门，利用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顿电台保密秩序活动，各级干部从思想认识、组织领导、技术操作、通信保密、遵守纪律、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深入检查，统一认识。此后，针对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受到敌人空袭，以及我地下电台遭敌破坏的情况，周恩来组织中央机要、情报、通信等部门综合研究，于1947年12月16日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了《关于国民党特务对我电讯机要工作侦测猜译情况的通报》，对敌侦测系统、使用效果、使用方法等作出了明确提示，指导全军通信部门进行针对性的防范。

二是举行杨家沟通信保密会议。1948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米脂县杨家沟所住的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一次通信保密会议。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来到窑洞，看望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并对大家讲：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很重要，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好好研究解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小河会议的延续，目的是继续同国民党军的侦察测向做斗争，系统总结通信机要保密工作经验，迎接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强调：通信保密工作最近出现一些情况，大家都已知道。现在就要大家来想办法，摆脱敌人的侦察测向，变被动为主动。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会同志提出了改进措施。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作了小结，把加强通信保密的措施概括为 “四言八句”：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化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会后，周恩来批准下发了关于全军加强无线电通信保密措施的指示。

随后，全军各级通信部门开展了一次加强通信保密工作的整顿活动。军委三局还向全军各级通信部门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加强通信保密的指示、通知与规定，适时通报了敌方对我测向的特点和我方存在的问题，编印下发了《关于无线电通信工作中的对敌斗争》。经过教育整顿，全军提高了对通信保密工作的认识，无线电通信防侦测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以保障作战胜利

1948年2月24日至3月3日的宜川、瓦子街战役，就是西北野战军认真贯彻杨家沟通信保密会议精神的范例。在“围宜打援”计划确定之后，我军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决定各部队在接敌之前一律不使用电台联络，各纵队接受战斗任务改为当面授予。我军在无线电静默的同时，又组成了周密的有线电通信网，团以上单位都沟通了相互间的联系，保证了部队进入阵地前的战斗部署，并随着战斗发展的进程跟进架设。

我军的无线电静默，使胡宗南无法摸清我军的情况和兵力部署。当我围城部队将宜川守敌包围，并陆续攻占外围各据点后，胡宗南命令宜川守敌坚守待援，又命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堪率整编第27师、第90师共4个旅的兵力驰援。28日，当敌人大部队进入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到我阻援部队正面打击时，胡宗南仍错误判断我军主力在围攻宜川城，阻援部队最多也不过一个纵队，阻挡不了他们大军驰援。直到29日8时，我军无线电全部开放，胡宗南才发现他的援军已陷入我军重重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经过30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援敌，接着攻克宜川，取得了歼敌2.9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此外，我军还利用敌人迷信电台测向的心理，将计就计地迷惑敌人。1947年6月孟良崮战役期间，我军隐蔽在坦埠以北山谷中的一部电台，在一个连的兵力掩护下实施无线电佯动，用旧报文频繁联络，伪装华野总部电台迷惑敌人的侦测部门。同时，远在鲁南隐蔽的华野第6纵队电台，以坚持收听为主，少发报或不发报，即使发报也尽量减少时间，确保了部队的隐蔽。接着，6纵队隐蔽急行军，飞兵夺取坦埠，封闭了合围圈的最后一个缺口，切断了敌整编第74师的后路，为夺取战役胜利立下大功。

我军在做好机要电讯保密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通过密码破译获取敌方情报。1947年5月，西北野战军发起蟠龙战役前，周恩来指示军委二局前梯队在3天内破解胡宗南部全部现用密码，掌握其行动部署。二局前梯队立即投入力量，对敌人旅级电台实施全面侦控，在规定的限期内完成了侦破任务，及时向中央军委和西北野战军提供了大量准确情报，保障了蟠龙战役的胜利。8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6000余人。战役前和战役中，军委二局和西北野战军技侦人员密切掌握敌情，以及时、准确的技侦情报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专门致函嘉勉技侦人员：“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你们辛苦了，敌情掌握得很好……你们起了很大作用。”针对国民党军启用保密度更高的新型密码的情况，我军情报部门加强研究，将破译密码的时间由一个月缩短到一周内，最快时一天即能破译获取情报，从而为我军作战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后来被俘的国民党上将、中将们皆感叹：他们一行动共产党马上就会知道，而他们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如聋似瞎，这个仗还怎么打？

解放战争期间，战场上空的无线电波是党中央的“耳目”、指挥员的“参谋”、战场上的“尖兵”。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我军以无线电通信保密为中心，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敌人阴谋，保障了战争胜利，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保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