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解放军对西南发起了进攻。仍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川东地下党大力加强统战、情报等工作，带领人民开展了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等斗争，尽最大可能使重庆避免了炮火拼杀，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擦干血迹恢复组织

川东地下党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特定称呼。川东指原四川东部地区，现大部分已成为重庆市辖区，加之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是以重庆为中心展开的，所以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其实是重庆地下党的历史。

1946年12月，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改组城市工作部。随后，各地及有关区党委相继成立了城工部或城工委，四川、重庆地区也设立了相应的工作委员会，由篮球比分局领导。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川东临委）在重庆成立，统一领导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央城市工作要求，川东临委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县级工委和特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

川东临委领导了数次武装起义，但都因敌人镇压而相继失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委员彭咏梧及一批重要干部牺牲，机关报《挺进报》也遭敌人破坏。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叛变，到1948年底，川东临委所属地区除两个地方工委、少数几个县委，以及重庆市内个别组织外，其余大都遭到破坏。

历经劫波的川东地下党成员们并未消沉逃避，他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恢复了组织。1949年1月，经篮球比分局决定，成立川东特委，川东地下党组织得以重建。

1949年7月，为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川东特委在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按照上级“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为城市解放做准备，并随后发布了《如何迎接解放》等文件，对全国和重庆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全体党员的任务就是把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要求地下党员加强统战工作，搜集各方情报，全力保护城市设施，领导工人、学生护厂护校，积极营救被囚禁的革命志士，动员全市各阶层为迎接解放做贡献。

统一战线立奇功

重庆作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陪都，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且装备精良、物资充足。除武装部队外，国民党政府还设有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等庞大的军事机关，控制着水陆交通要道。为瓦解敌人的军事防线，川东地下党配合中共中央社会部、二野情报处等，持续展开秘密战线的较量。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蒋介石一再下令死守川东，阻止解放军向重庆挺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中将刘宗宽参与拟订西南作战的全面计划。他于1943年秘密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在川东地下党的接应下，1945年前后，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与刘宗宽见面恳谈，他们对时局高瞻远瞩的见解，谦虚诚恳的态度，以及坦荡无私的胸怀让刘宗宽心悦诚服。

1949年8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调整西南军事部署。刘宗宽在参会后向中共中央送出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布防的战斗序列、人员配备、武器装备、战斗能力以及指挥官特征等重要情报，并对解放军进军路线提出了建议。为了给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创造有利条件，刘宗宽亲自拟订国民党四川防务计划，通过精心策划安排，诱使蒋介石作出解放军会从川北进入四川的错误判断，将防御重点转移到川北，从而为解放军从川东南角进军留出了一条通道。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重庆。蒋介石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王牌部队连夜运到重庆，与解放军进行一场大决战。刘宗宽意识到这一突发状况非同小可，立即找到情报人员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证件穿过重重防线，将情报送达二野指挥部。解放军接报后立即加快进军速度，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刚到重庆外围即被歼灭，蒋介石企图坐镇重庆、扼守西南的幻想破灭。重庆解放后，刘伯承高度评价刘宗宽做出的贡献，赞扬他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此外，川东地下党还与情报人员配合，策动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起义。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军事人物，郭汝瑰身边被安插了各色“眼线”，他的参谋长就是军统特务。为使郭的家人不被特务威胁，川东地下党将郭汝瑰的父亲、弟弟秘密保护起来，免除其后顾之忧，郭父也写信给儿子，转达川东地下党希望他带头起义的意见。

在被特务监视的艰险环境中，郭汝瑰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送出了一份份绝密情报。由于他及时准确的情报，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郭汝瑰又将已是国民党中将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使得淮海战役中，徐州东北大门洞开，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当解放军即将入川时，蒋介石调郭汝瑰及所属部队为前线兵团，不料郭汝瑰率部在四川宜宾宣布起义，他的部队是西南地区蒋军嫡系部队中最早起义的一支，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影响了一批国民党军官纷纷投诚。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将完整的城市交给党

蒋介石在负隅顽抗的同时，下令毛人凤：一旦重庆不守，一是炸毁各兵工厂和重要电力设备，二是屠杀关押的政治犯。

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对城市的存毁起着重要作用，川东地下党决定通过民盟人士鲜英对杨森做工作。鲜英早年与杨森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其子鲜恒正与杨森女儿恋爱。为了试探杨森的态度，鲜英与川东地下党反复斟酌后，决定先由鲜恒冒险一试，向杨森转达党的4个基本条件：一是率所属部队第20军撤离重庆时不破坏市区建筑，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二是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三是率部起义，不随蒋介石去台湾，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四是在可能情况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

杨森反复考虑后同意与鲜英见面，他表示虽然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他已身不由己，早就处在蒋介石的监视之下，率部起义已不可能，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实际上也是蒋介石亲自过问，他无权干涉。但杨森保证不破坏市区建筑，并指定他身边卫队保护水电设施等不被破坏。

同时，川东地下党还通过重庆市参议长范众渠等与杨森接洽，希望保证市区安全。杨森默认解放军进城前的这段时间，由范众渠出面维持城区秩序。在党组织领导下，范众渠等以重庆市参议会的名义成立了迎接解放筹备小组和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使得解放军入城前，城区未发生国民党军的破坏骚乱，做到水、电、交通和商店营业不中断，保证了人民生活正常运转，免受了一场战乱之苦。

除杨森外，川东地下党还将统战重点放在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以下简称内二警）队长彭斌等人身上。内二警负责守卫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等重要设施，有兵力两万多。争取内二警，不仅是为了保护城市，还意味着让蒋介石的“御林军”阵前倒戈。川东地下党通过7个渠道对彭斌做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彭斌最终在灌县正式通电起义。

各条战线一致斗争

为最大程度地保护城市的完整性，川东地下党积极开展护厂护校、维护城市秩序等斗争。重庆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多个老牌兵工企业在抗战时期迁移到此。1949年10月下旬，敌人开始破坏工厂，解雇遣散职工。工人们强烈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川东地下党因势利导，提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等号召，团结进步工人和群众，组织工人自卫队、家属防盗队等，当特务包围工厂，准备炸毁设备时，工人们纷纷挺身而出，拆除炸药，在斗争过程中，有数十名工人壮烈牺牲。

大溪沟电厂是当时重庆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一旦被炸，大半个城市将陷入黑暗。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厂里的老师傅们主动站出来宣传党的政策和重庆即将解放的消息，稳定职工情绪，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渡难关。职工们组建起武装纠察队，在厂区要害部位安装电网、堆放沙包、架上重机枪，将企图入厂实施爆破的特务赶出厂区，使电厂未受一丝一毫损失。一系列护厂斗争保全了大部分兵工厂和重要的电力、市政设施，重庆解放后，经过及时抢修，各工厂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转。

与此同时，川东地下党在学校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四·二一”运动。各中学、大学以党支部及相关组织为核心，成立护校组织，师生们在校区设置防线、轮流值班，密切注视反动分子的活动，并广泛发动教职工保护学校物资设备。这次运动从教师发展到学生，从校园拓展到社会，取得了很大成功。通过斗争实践，教育团结了广大学生，为迎接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1949年11月30日凌晨，重庆社会大学的学生在解放碑升起了第一面迎接解放的红旗。重庆解放后，各大中小学也顺利移交，按期开学。

为了维护正常的工商业秩序，川东地下党还深入各大商业机构，并通过工商界上层人士吴晋航、卢作孚等，宣传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于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工商业发挥了很大作用。重庆3万余家企业，绝大部分都表示愿意为保护城市、稳定时局做贡献。民族资本家杨受百后来曾感慨地说：“聚兴诚银行解放后能尽早纳入公私合营，比别人先走一步，和解放前党的同志的指引是分不开的。”

此外，在解放军入城前，川东地下党还积极争取了城内的反共保民军和部分警察力量，负责维持治安联防，保证交通正常运转，并准备了车船等物资，配合解放军渡江。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12月初，解放军与川东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川东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7期）